法国影星阿兰·德龙去世，享年88岁

文/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

即便再行色匆匆，经过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的入口时，还是忍不住会望一眼正中间的那张海报。上面是一个英俊的男人，微皱的眉头和阴影下的双眼泄露着他的重重心事，薄薄的嘴唇为他精致的脸庞平添了一丝柔美，既中和了男性阳刚的侵略性，又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的诱惑力。这个男人就是阿兰·德龙（Alain Delon），时年25岁出现在雷内·克莱芒（René Clément）导演的《怒海沉尸》（Plein soleil）里的阿兰·德龙。

时隔58年之后，2019年5月19日晚，法国国宝级影星阿兰·德龙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，正式被授予戛纳终身成就金棕榈奖。

当天早些时候，他参加了由去年访问过他的《世界报》记者塞缪尔·布吕芒菲尔德（Samuel Blumenfeld）主持的“大师班”。而这两次深度对谈，正可拼接出德隆传奇又不乏缺憾的人生。

1935年11月8日，阿兰·德隆出生在距离巴黎不远的索镇（Sceaux）。父亲法比安是当地一家电影院的经理，母亲爱迪特则是一名助理药剂师。四岁那年，他的父母亲离了婚。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是人生观，也导致他在刚满17岁时，就急着加入了法国军队，奔赴越南前线。

“能去越南我很高兴，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，我早就想离开了。我在家里感到很不舒服。爸妈早已离婚，在那之后，我有段时间跟着妈妈和继父过，过一段时间，又要跟着爸爸和继母过。我成了一个拖油瓶，一个多余的人，我成了大家的麻烦。原本，我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，但当爱情已成往事，父母亲都各自重组家庭，有了别的小孩，他们根本就没想好要拿我怎么办。所以最一开始他们把我扔给了保育员阿姨。那位保育员阿姨的老公是一名狱警，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在监狱里度过。1945年10月15日，他们在监狱里枪毙伪政府总理赖伐尔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之后，我开始和继父一起生活，他老是打我，像是想要杀了我一样，他和我母亲当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。”

这位继父名叫保罗·布洛涅，在索镇附近的皇后堡镇上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肉铺。所以，十几岁的阿兰·德龙在屡次因为行为不端而被中学开除之后，索性就考了职业证书，在继父的肉铺里当起了小工。

“事实上，我还做过各种零工，但很多时候也在街上游荡。就这样，一直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说：够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正巧，我在报上看到了招兵的广告。参军，成了我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。我本想去空军，但那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出发。我等不了，所以就去了海军，为的就是可以马上走人。我成了那批新兵中最年轻的一个。”

“跟我亲生父亲说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他很高兴，当场就批准了。我也很感激他，感激他肯放我走。不过，事后我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哪有做父母的会那么爽快答应自己17岁的儿子去印度支那战争前线啊？但没办法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所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很恨他们，尤其是我父亲。至于我的母亲，我能有今天，其实都来自于她。我母亲一直就很想要当演员，以为自己为此而生。但她没能如愿，可是我实现了她的心愿，所以她后来一直很高兴，很为我骄傲。她后来被人尊称为德龙夫人，她喜欢这叫法，尽管她应该被叫作布洛涅夫人才对，那才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。”

在军队里，阿兰·德龙学的是通讯兵专业，结果却以并不怎么光彩的履历离开了部队。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，依然让他感触良多。

“是军队的经历让我变了一个人。我能成长为一个男子汉，那都要归功于参军的经历。我是1953年1月23日去的越南，1956年5月1日回国。我在军队中学到了纪律，学会了怎么处理人际关系，学到了什么叫做恐惧。但也因为做了一些蠢事，只能提前离开军队。我这样的情况当时不多，我们管这个叫做‘遣送回家’。我实在让他们忍无可忍了，本该服役五年才到期的，结果才三年零三个月就结束了。我当时被分配的岗位还挺难的，负责在西贡的法军军火库驻防。我跟一些同僚一起，做了一些蠢事。1955年11月8日，我被关进了军队监狱。进去之后我才想起来：‘今天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啊！’但我此刻却在离家两万公里的单人牢房里，就这么过我的生日。想到这些，我流泪了。”

1956年，因为偷开吉普车外出并且开进沟里出了车祸的关系，德龙被海军剥夺了一等兵军衔并开除。那年夏天，他回到了法国巴黎。“那是1956年，我从前线回到国内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。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流氓，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了太久。我当时住在皮加勒区（即红磨坊所在的巴黎红灯区）一家小旅馆里，名字我一直都还记得，叫雷吉娜宾馆（Hôtel Régina，直译为皇后宾馆）。我这辈子，一直都离不开雷吉娜（皇后）这个词，小时候住的是皇后堡镇，我父亲做经理的电影院也叫雷吉娜（皇后）电影院。”

刚刚回到巴黎那段时间，阿兰·德隆打过各种零工，做过体力活，还在咖啡厅做过服务员。最终改变他命运的，还是他英俊的面容、迷人的气质外加始终不断的女人缘。

“雷吉娜宾馆附近有一家酒吧，那是周围小流氓的聚点，名字叫作三鸭（Les Trois Canards）。我当时也常去那里，大概过了一两个月，那地方已经有八个年轻姑娘爱上了我，她们都说愿意跟着我干。所以，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，你能想象我会去做哪一行吗？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。好在，除了在皮加勒区，我在巴黎其他地方还认识一些别的女人。结果，我就成了电影明星。我之所以会做这份职业，全要归功于她们，是她们让我拍上了电影，是她们希望我去拍电影，也是她们为了让我拍电影而付出了一切。她们全都爱我。这些女人，最年轻的至少也要比我年长六七岁。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她们眼中最帅的那个男人，最高大、最强壮的那个男人，于是，我当上了演员。”

“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”

“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，某天，和我同住的朋友说要带我去圣日耳曼德佩。我问他，圣日耳曼德佩是什么地方？他也不说，就那么带我去了圣博诺瓦拉路，原来，那块地方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区，还有一家宾馆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宾馆。在宾馆里，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琪琪的女人——她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她很快就爱上了我，我们一起去夜总会玩，就在圣博诺瓦拉路对面的一家夜总会，而那里就是当时巴黎的演员很爱去的一个地方。通过琪琪，我认识了布丽吉特·奥贝（Brigitte Auber），她也疯狂爱上了我——她演过希区柯克的《捉贼记》，她现在还活着，九十岁了，我能有今天，真的要多谢她。就这样，我搬去了奥贝家里，她又介绍我认识了导演伊夫·阿雷格莱（Yves Allégret）。结果，导演的妻子米歇尔·科尔度（Michèle Cordoue）又疯狂地爱上了我，她说服丈夫，下一部新片一定要用我。那就是《当女人插手》（Quand la femme s’en mêle）了，我的第一部电影。”

“当时，伊夫·阿雷格莱把我叫去了他家。我问他，‘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演啊？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我又不是演员，我是当兵的。’所以，我一开始拒绝了他，最终，还是因为米歇尔·科尔度，是这个女人的反复坚持，终于让我接受了这个角色。电影开拍之后，伊夫·阿雷格莱就告诉我说，‘你听好了，不要演，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。你平时怎么看，那就怎么看；你平时怎么动，那就怎么动；你平时怎么说话，那就怎么说话。’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，每次演戏的时候都会想到。所以我从来不是在表演，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。”

在法语中，演员一词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：comédien或是acteur。前者偏向舞台剧演员，后者偏向影视演员；前者听上去更有范儿，更演技派，但近年来两者的语义已越来越混淆。硬要区别的话，权且可以用“演技派”来翻译comédien，用“本色演员”来对应acteur。这种区别，在阿兰·德龙的眼里，似乎格外重要。

“我并不是演技派演员（comédien），演技派演员是一种职业，就跟出租汽车司机或是面包师傅一样，那是一种工作。要经过上课学习的过程，要进专门的学校学习。而这一点，就是让-保罗·贝尔蒙多（Jean-Paul Belmondo）和我的本质区别——我这么说，完全没有任何要贬低他的意思。我是一个本色演员，而贝尔蒙多是演技派演员。他那种演员，要事先经过多年的学习，然后在银幕上表演不同的角色，而本色演员则是在银幕上生活，活出自己的样子。所以，我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角色之中，从来就不演。本色演员之所以会成为演员，那全都是出于意外。我就是一个意外。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意外。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。”

就是因为这么一连串的意外，1956年时阿兰·德龙被迫退伍，到了第二年，他参演的第一部电影《当女人插手》就已经上映了。

“《当女人插手》的女主角是艾薇琪·福伊勒（Edwige Feuillère），男主角是贝尔纳尔·布利耶（ Bernard Blier），他们成了我的电影教父和教母。”此后的五年间，德龙连续拍摄了十部电影，很快成了法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。拍完《当女人插手》之后，伊夫·阿雷格莱就说服自己的哥哥马克·阿雷格莱（Marc Allégret）导演在他的新片《卿本佳人》（Sois belle et tais-toi）中同样起用阿兰·德龙。比他年长两岁、当时还是新人演员的让-保罗·贝尔蒙多也参演了这部作品。

“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样的明星了，后来出现的法国演员里面，我最喜欢帕特里克·迪瓦尔（Patrick Dewaere），但他也已经死了。还有德帕迪约，那是肯定的。我还喜欢文森·卡塞尔，让-皮埃尔的儿子。除此之外的话……他们对我说，‘这很正常，别担心，再过两百年，又会有一批伟大的演员出现的。’但我到时候早就不在了啊！他们跟我解释说，那没办法，这种事情需要时间，要隔几代人才会再有。真不错，但我肯定是看不到了。算了，我也早就无所谓了。能有幸与那些天才合作过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对于我来说，电影已经结束了。拳击界有一种说法，叫作‘多余的比赛’，我对这句话印象一直很深。我可不想打‘多余的比赛’。我的电影事业已经够出色的了，我不想再拍多余的电影了。而且，我能合作的导演，都已经死了。我十年前拍完《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》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。事实上也没人再找我，我还能跟谁合作呢？吕克·贝松吗？他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跟他合作的，但我听说他有顾虑。他是害怕我吗？我也不清楚。还有谁？波兰斯基吗？他从没跟我联系过。”

望着因为长时间的谈话而显得有些疲惫的阿兰·德隆，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83岁的老人了，松弛的皮肤遮蔽了昔日的棱角分明，深陷的眼袋夺去了蓝眼睛的神采，只有微皱的眉头始终没有放开。当年疯狂爱过他的那些女人们，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。而如今当他出现在某个公共场所，恐怕也不会有女人走近他，告诉他：“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 ”然而，在电影世界中，不论是小麦色肌肤闪耀着光芒的孤注一掷的雷普利，还是带着禁欲的气息承受命运悲剧的洛可，抑或是不苟言笑孑然一身的杰夫，都早已定格为永恒，不会老去，也不会消逝。

当被问及为何演过的许多电影中最后都以死亡作为结局的时候，阿兰·德龙回答：“是啊，总有人跟我说，你怎么每部电影最后都要死掉啊。我想说的就是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死亡。我喜欢死亡，因为那是一个句点。”